吴贻芳与谢希德：两位杰出大学女校长与史密斯的渊源

档案馆（Archive Project）

校友会希望通过挖掘、整合和重现史密斯档案馆中的文献和史料，来追溯史密斯学院与中国的渊源。本期聚焦史密斯1939年授予荣誉学位的中国第一位女大校长吴贻芳与1949年获得硕士学位的第一位大学校长谢希德的传奇人生。

1

引言

在个人传记《吴贻芳：金陵女子大学校长》一书中，作者曾提到：“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大学校长虽以男性居多，然而成就卓著的女校长也不乏其人。她们推动了大学的变革，丰富了大学的精神内涵，如金陵女子大学老校长吴贻芳，复旦大学前校长谢希德，东南大学前校长韦钰，同济大学前校长吴启迪，等等。女校长人数虽然屈指可数，但其业绩丝毫不逊于男性同行。大学女校长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做出了贡献。大学女校长的治校理念、办学风格乃至传奇的职业生涯，确实值得深入研究和细致品味。” 

不可置否，在当代中国教育的发展之路上，女性曾一度是大学职业的“缺席者”。回望大学初成立时，不单坐在教室里读书的皆为男性，连教职也大都由男性主导，而这一不平等的现象却直至民国初期才开始有所改观。当时，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启及男女平等观念之推广，女子高等教育也随之逐渐发展，出现了男女同校和国立自办的独立女子高等教育机构。

而正是在这一重要的转折点，有大批女学生自海外学成归来，为中国女性参与高等教育打开了机会档口，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在此之中，有一位中国第一届女大学生，第二位女校长以其独特的教育理念享誉中外。她掌校金陵女子大学长达23年之久，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更是在中国高等教育中成功开创了“全人格”教育的先河。

她就是吴贻芳。

吴贻芳毕业照（来自密歇根大学）

当然，吴贻芳所开创的先河远非终点。在中国教育史上，她的成就可谓是此后大学女校长们在此立足的开端。20世纪末，复旦大学迎来了它的第三位校长，而新中国则迎来了第一位男女混校大学的女校长，中国半导体物理学的开拓者之一。

“许多中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我是男人。” 

她在接受美国新闻采访时如是说。诚然，作为中央党委、上海市政协主席、中科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她在不同领域的卓越建树、不计其数的荣誉，都不是当时中国社会、甚至当今社会，认为女性能够达到的成就。但她偏偏做到了。

她就是谢希德。

谢希德和学生们（来自新华网）

2

吴贻芳与女性教育理念

20世纪初，生长于学生浪潮的风口浪尖，插班于金陵女子大学学习，她深受学生们爱国热情的影响并为之而触动。在日后7年的海外求学之旅中，她亦时时心系国内的境况，于1928年获得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生物学博士学位后遂回国履任金陵女大校长。1937年，日军侵华，在这等紧要关头，她仍一心关注中国女性的发展，不单尽全力维护金陵所进行的教育实践，更一度组织“中国六教授团”率先赴美宣传抗日战争。

心怀实现“全人格”模式之理念，即培育健全人格，造福社会，吴贻芳选择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将自身全然投入于对女性教育的培养与金陵女大的建设。

一方面，她注重培育学生爱国主义精神，教导学生应有使命感，且倡导传统女性角色在中国的解放。另一方面，依据所受的西方教育理念，她极力主张金陵女大实行主辅修制度，做到文理相通，打破了彼时社会对于妇女就业的种种限制，对学生们日后的人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此，知名儿童文学作家冰心也曾评论道：“我没有当过吴贻芳先生的学生，但在我的心灵深处总是供奉着我敬佩的老师——吴贻芳先生。”

面对广受中外赞誉的女校长吴贻芳，史密斯学院曾多次相邀她访美交流，更于1939年授予Doctor of Laws荣誉学位。此后，纵使是在战火纷飞，通信困难的日子里，吴贻芳仍代表金陵女校同史密斯保有紧密的联系，一同探讨女性教育的发展之路。而正是这些信件，我们才得以于今时今日再番回顾吴贻芳独树一帜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以及她堪称为传奇的一生。

吴贻芳于1936年写给史密斯女士的信件节选，记叙了金陵女大近况，表达了感激之情（来自史密斯档案馆）

2.1

坎坷的人生经历

1893年，吴贻芳出生于湖北武昌，名字有冬日腊梅芬芳之意。身处破落的官宦之家，父亲吴守训是熟稔八股文的旧式官僚，本不指望女儿们外出读书，可吴贻芳姐妹二人却不满处于深闺之中，坚持如家中兄长一般拥有求学的机会。

吴贻芳的姨父陈叔通虽是清末翰林，但却对社会改革怀有热枕之心，十分关注家中晚辈且支持女子接受教育。受此影响，吴贻芳自小就开始阅读有关改革的先进读物。后随着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引入新思潮，颁布了鼓励女校的布告，两姐妹更是纷纷踏上求学之路，在上海、苏州与杭州的女子学校辗转求学，学习了英语及科学等科目。

在彼时较为传统的年代，吴贻芳是为数不多能在家中支持下接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人。身为女性，这更是极为难得之事。可就在她18岁时，家中的骤然变故却自此彻底地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1909年，吴贻芳父亲惨遭上司诬陷跳江自杀，随后哥哥、母亲、姐姐皆因难以承受这一惨剧而相继离世。一月之中痛失四位亲人，吴贻芳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但姨夫陈叔通却劝导她莫要放弃。他不单将她接入家中，迁居北京，更推荐她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该校的附属小学担任英文教员。

正是在此，吴贻芳结识了美籍教师诺玛丽。诺玛丽见她英文能力出众，便询问她是否还有进一步接受教育的意愿。受此推荐，吴贻芳得以于1916年2月，以特别插班生的身份进入南京的金陵女大，即中国的第一所女子大学求学。身为第一届仅有的五位毕业生之一，她在此浸受着基督教会的影响，拓宽了眼界，接受了当时更为先进的西方教育，为此后的海外留学之路埋下了一颗种子。

吴贻芳（左二）与金陵女大第一届毕业生合影（来自耶鲁大学神学院特别馆藏室）

1919年，正值北京文学复兴、苏联文学兴起、反基督教运动展开之时，大学毕业后的吴贻芳拒绝了金陵女校伸出的橄榄枝，进入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成为英语部门的主管。

在1921年冬的一次翻译经历中，吴贻芳出色的表达能力得到了当时到北京女高师讲演的美国蒙特霍利克女子大学（Mount Holyoke College）校长赏识。后经由她推荐，吴贻芳得以在1922年前往美国的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深造。

吴贻芳学生时代照片（来自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

1928年，吴贻芳顺利在密歇根大学完成了生物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双翅目对生物学科的贡献（A Contribution to the Biology of Simultum (Diptera)）。毕业后她本想回国任教生物，却意外收到了金陵女校校长职位的邀请，于是她欣然领命，上任成为了金陵女校的校长。她带领金陵女校稳定发展，扩招学生、扩充课程、兴建教学设施，成为了中国教育、政治、宗教届的先锋人物。 

1937年，日军侵华。国土沦陷，山河飘零，整个中华民族危在旦夕。在这战火纷飞的日子里，连生命都尚难以受保障，可吴贻芳却仍在竭力守护着金陵女大，携众师生西迁汉口。后一年，随着战势发展，她又决定再次迁移至成都，并集中在此办学。

1936年，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吴贻芳向在美国的Margaret Hodge, Florence Tyler, and Rebecca Griest所寄信件，提及她回归南京后金陵女大的近况（来自巴纳德学院）

2.2

蜚声中外的女性代表

除此之外，每每谈及吴贻芳的身份，不可忽视的一个标签定是“中国第二位女校长”。二十世纪初，在女性教职工依旧匮乏的年代，作为一位誉满中外的社会活动家，吴贻芳所参与的社会活动范围与影响涉及教育、政治与宗教等多重领域，历经并推动着这觉醒年代下的多次社会变革。

《吴贻芳:金陵女子大学校长》曾写道：“目睹中华民族从受屈辱、被欺凌至一步步走向独立自主、繁荣昌盛，她以其追求真理的坚定精神和出色的活动能力，投身于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正义事业，勇敢地站在了时代的前列。”

吴贻芳一直心系着中国女性发展，与蒋介石和其夫人共同探讨妇女新运和对女性的战时援助问题。她是人民政治委员会的唯一一位女主席。自1928年后，身为国家基督教协进会（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主席，她曾以代表身份前往参加国际传教士大会（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ngress）。吴贻芳作为唯一女性会议组主席以及第一位世界会议的领导国家代表团的女性，克服重重困难，最终成功当选了大会的的副主席。

自此，她一直以领导的角色忙碌地现身于各个国际大会中：1933年，吴贻芳作为中国代表在美参加多个包括世界妇女大会（Congress of Women），太平洋学会的班夫会议（Banff Meeting）等国际会议；1936年她代表金陵女校参加了哈佛校庆，是来自46个国家、559名学者中18名女性之一，也是第一位与美国海军军事学院对话的女性代表。

吴贻芳于1945年参加旧金山会议时摄，是首位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女性（来自联合国图库）

在当时动荡的年代，虽有职位相授，吴贻芳却拒绝了国民党的邀约。1946年，她婉拒了宋美龄女士引荐的教育部长职位。在蒋介石“下野”后，张治中推荐吴贻芳做教育部长，她仍未松口同意，称只愿一心做好女子大学。

1949年，国民党离开南京。当地的群众一同自发担任志愿警察，组织了一个紧急维和协会，其中吴贻芳被任命为副主席，竭力帮助当地难民，并接待了当时自扬子江过来的共产党领导人。建国后她成为了人大代表、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并在全国妇联担任副主席。

吴贻芳（左二）与蒋介石及宋美龄夫妇的合影（来自密歇根大学）

2.3

一位杰出的教育家

在档案馆的过往推文中，我们已探讨过不少关于【金陵女大】的事迹，包括其和当时诸多院校的不同。

在金陵女大，学生们不仅专注学业，更被鼓励参与各种丰富的课余活动。对此，纪录片《记忆：吴贻芳》中曾记叙道，她们（金陵女大的学生）做体操、打网球、跳舞、骑马和射箭，完全是一派自由开放的学风。以至许多金陵女大毕业生在日后都深情地回忆：“是这所大学让他们拥有了健强的体魄，即使到了晚年，她们仍然腰板笔直，充满朝气和活力。”

金陵女大学生在体育比赛日的甲板网球项目（来自耶鲁大学神学院特别馆藏室）

在这般成就的背后，自然少不了吴贻芳数年来的付出。

在那最动荡的岁月里，是她带领金陵女大避过了战火的纷扰，让学生们得以继续学习。在1980年代，也是她推动复校，使金陵女大保以留存。彼时身为校长的她，不仅是中国第一届女大学生，第一位女大学校长，还曾是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第一位女性。在先后主校的23年内，是她亲身为证，助学生们通过教育实现人生的转变。为表彰她为金陵女大做出的贡献，美国密执安大学在1979年授予吴贻芳为世界杰出女性专设的“智慧女神”奖。

若用一句话来总结吴贻芳的育人之道，那便是：厚生树人，文理相通，德才兼备。

“厚生”，是吴贻芳入住金陵女大后所起的校训，出自《尚书·大禹谟》中的“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也在耶稣《约翰福音》的第10章中有所提及：“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据吴贻芳个人为“厚生”的注解来看，她对于金陵女大学生的期盼是：她们不单单要为自身而活，更要用自己的智慧与能力来帮助他人、造福社会，丰厚自己的生命。这看似容易，吴贻芳却终其一生都在实践这一信念，不曾轻言放弃。

1944届校友梅若兰在《怀念吴贻芳》的文章中回忆：“吴校长几十年一直住在一间不到15平方米的房间，平日粗茶淡饭，从不讲究吃喝。除出于礼仪需要有几件像样的衣服外，一般总是布衣布衫，缝缝补补，还舍不得扔掉。她不要小轿车，只肯买一辆黄包车，每月工资大部分都接济亲友，外出演讲得到的酬金和礼物，也一一转赠师生，并不让受赠者知道。”

“厚生”树人，文理相通，德才兼备 —— 这不仅是吴贻芳个人所秉承的教育理念，更是成为了一代代学生皆以传承的“金陵精神”。

金陵女大心理学课（来自耶鲁大学神学院特别馆藏室）

3

谢希德和当代大学教育

1921年，谢希德于福建泉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出生。在彼时的闽南文化里，女性是不兴用家中的行字取名的，但谢希德却是特例。她的父亲谢玉铭是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回国后在燕京大学任教。生活在燕大的校园里，谢希德从小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燕京大学附小、布里奇曼学院上学。

可在当时那战火纷乱的年代，这种平静读书的生活并未持续很久。1937年“七七事变”后，谢希德一家便开始了逃亡生活，她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颠沛流离中度过的。即使条件恶劣，谢希德的家庭也没有让她放弃学业，她跟随父亲先后在武汉、长沙的两所基督教女校读书。后来谈及她的教育经历，谢希德也提到了女校的经历对她的个性和领导力的培养。

在恶劣的条件下，她好学不倦。高中毕业后，谢希德顺利被湖南大学录取。但却因骨关节结核不得不中断学业。住院休养期间，她仍自学了英语、微积分和物理。每当母亲劝她多休息注意身体时，她总乐观地回复：“读书是我最大的兴趣，只有读书可以使我忘掉病痛，使我的生活充实。读书是治我疾病的良方。” 在四年后的1942年，她在连续两年努力后，终于考入了厦门大学数理系。

谢希德早年相片（来自复旦大学官网）

3.1

手不释卷的求学之路

大学毕业只是谢希德一生对物理学术追求开始的起点，1947年，谢希德获得奖学金进入了美国史密斯学院物理系。

据为纪念谢希德而成立的复旦大学希德书院记叙，两年间，谢希德在史密斯学院美丽宁静的学习环境中，一边做助教，一边攻读研究生的课程。经历过国内连绵不断的战火、辗转不定的生活和艰难困苦的环境，她具有极强的适应环境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异国的风土人情似乎没有引起她太多的好奇和兴趣，她仍像在厦门大学读书时一样勤奋，每天“三点一线”——宿舍、物理楼、餐厅。

1949年夏，谢希德以论文《关于碳氢化合物吸收光谱中氢键信息的分析》通过答辩，获得了硕士学位。1949年秋，谢希德来到麻省理工学院，以理论物理作为主攻方向，研究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于1951年秋，她以《高度压缩下氢原子的波函数》顺利通过论文答辩，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

自此，谢希德结束了多年的海外留学之旅。虽说期间只有在史密斯就读短短两年，但是这段经历对她而言却印象深刻。在史密斯就读的经历为她后来物理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史密斯紧密的师生关系也令她念念不忘。数年后，当她再回忆时也提及：“我非常希望有空访问史密斯——在这个地方我度过了最难忘的日子。”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这段交集，让史密斯和谢希德任校长时的复旦有了往来，成功促成了日后史密斯与复旦的交换项目。

1978年谢希德在美国参加校友聚会（来自史密斯校友季刊）

1952年8月底，新中国成立，谢希德归心似箭。作为理科学生，她回国的决定受到了美国政府的阻挠和父亲谢玉铭的反对。

父亲在信中劝她：“得悉你欲回中国，我感到很不安，我不想让你回到贫穷而落后的中国去！”可她回国的念头却没有动摇，只得另寻他法，更换路线从英国出发。与同样心系祖国的未婚夫曹天钦重聚后，二人在老朋友的送行下，告别剑桥，在英国南部的南安普敦乘“广州”号海轮离开了英国。他们经过苏伊士运河、印度、新加坡、吉隆坡，经历了一个月才到达香港。

当谢希德凭栏眺望着一望无际的大海，想到自己五年的海外生活即将结束，心潮起伏不平。

1999年9月1日，谢希德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五星红旗唤我回国》一文，回忆了当年从英国归来途中的激动心情。她说：“……我和丈夫曹天钦在甲板上，望着海天，不由思绪万千。费尽周折的归国路终于迎来了曙光。身后的日不落帝国虽有种种诱人的条件，却挽留不住我们的赤子之心。这五年的留学经历，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大雁：在寒风萧瑟万木凋零的严冬，不得不离开家园；如今春回大地，我要振翅飞回祖国故园，去耕耘，去奋斗。”

谢希德在回国海轮上（来自复旦大学官网）

当这只归心似箭的“大雁” 终于如愿回到祖国的怀抱，她将在中国教育界的历史上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3.2

教育家和科学家的双重角色

1956年回国后，她与丈夫双双成为预备党员，那时的她说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科学工作者，只要心脏还在跳动，就要战斗，就要为党的科学事业奋斗不息。”

作为物理专业出身，谢希德投身教育事业后格外注重大学物理学科的发展。在复旦任教期间，谢希德受邀前往北京大学，与黄昆教授通力合作。在“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中国第一个半导体专门化培训班中，培养了半导体专门人才200多名，编写了我国第一部全面论述半导体技术的教科书《半导体物理学》。作为中科院的物理学家，她出版了学术论文及书籍20篇以上，为学生们留下了宝贵的研究成果。在这样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人才奔赴科研生产的前线，我国半导体学科和半导体技术终于发展起来。 

1983年，谢希德由副校长晋升为复旦校长。担任校长后，她格外注重学校的办学理念，反复修改复旦的发展规划。在谢希德的带领下，凭借世界银行高等教育的项目资助（World Bank higher education projects），复旦蓬勃发展，率先突破了国内在苏联影响下有缺陷的学科分布，设立了更多样的教学部门，强调自然科学、工学等理科教育。

除了增设如“校长信箱”、“校长论坛”等反映问题的平台，谢希德还在复旦推行导师制，让师生联系沟通更为紧密。肩负中国科学发展的使命，她意识到了综合大学作为研究机构的局限性。于是她成立了复旦大学物理系半导体专门组、筹建并兼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和复旦大学联合主办的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受出国读书经历的影响，谢希德鼓励国际交流。她在复旦建立了美国研究（American studies）中心，主要研究中美关系、国防安全、美国经济和文化宗教，促成了中美交流会议（如 Disarmanent Studies），并在美国为复旦办学筹集资金。据说里根总统在1984年访华选择到复旦演讲，也有她和里根夫人同是史密斯校友的原因（中科院院友服务网）。

3.3

与史密斯的羁绊

1981年底来自谢希德的新年贺卡（来自史密斯档案馆）

在谢希德发展复旦国际交流的同时，史密斯学院也在寻找与中国大学合作的机会。在吴贻芳将中国与史密斯联结后，史密斯一直对和金陵女校的姐妹情谊念念不忘。后来，谢希德于复旦在任的1970、80年间，史密斯积极在中国发展交换项目。信件中多次提及金陵女校作为史密斯在中国项目的起点，意义重大。从史密斯档案馆保存的资料来看，在金陵女校后，复旦大学是和史密斯联系最紧密的中国大学。 

作为史密斯曾经的学生，谢希德任复旦副校长时便开始和史密斯的书信往来。1979年，谢希德带领表面物理学家在美国参会后，应邀回到史密斯。后来描述这段经历，她在信中写到：“我住在Franklin King客房宿舍，宿舍的女孩见到我很友好，知道我从中国这么远的地方来很惊讶......虽然没能赶上红叶的季节、没有见到校长，但我见到了许多认识的教授......这短暂的停留给我留下了愉悦的回忆，我希望我有机会可以再次回来参观。”

因为有这样一位出色的校友，所以当史密斯在中国寻找合作校时，复旦大学便成为了目标之一。在后来得知韦尔斯利学院也有在复旦学习中文的三名学生后，史密斯对与复旦合作的想法更为明确了。史密斯交换项目的负责人形容她“对交换的想法比较热情，谈判非常友好、条件灵活。” 

就这样，史密斯与复旦开启了约七年的一对一交换项目。史密斯接受复旦35岁以下一名左右的女性学生在英语系学习，同时史密斯学生在复旦的外语系交换学习中文。

1982年史密斯与复旦交流项目中文协议书节选（来自史密斯档案馆）

谢希德开放、交流的教育理念，对大学科学教育的重视，和对中国教育界的贡献，深得史密斯学院的认可。

1981年，作为半导体研究者、复旦大学副校长，谢希德被授予了史密斯学院的科学荣誉学位，她的颁奖词里这样写到：“作为教育行业从业者，你兢兢业业保持高质量的科学和文理教育。为了鼓励你的学生扩充教育背景，你野心勃勃地支持与世界各地大学的交换项目，你热情问候前往访问的学校人员，与其探讨中国教育的机遇和发展。你既是研究者又是教育家，这特殊的结合让你不仅占据中国科研界的前沿，也让你成为备受爱戴的、中国最杰出的教育界的领军人物之一。”

谢希德1981年获史密斯荣誉学位照片（史密斯档案馆）

正如她在接受采访时所说：“人应该在祖国的建设中投入比个人事业更多的精力。” 谢希德终身投入到了中国的教育行业、科技发展中，完成了她的誓言。

4

尾声

跨别了近一个世纪，吴贻芳与谢希德二人的姓名仍常常出现在诸多中国教育学者的文章中。不论是身为女校长掌校的教育理念，还是对于中国高等教育下教职的改革，她们都为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做出了先锋式的贡献。

纵使身处不同的时代，她们二人都面对着同样严苛的挑战。在二十世纪社会变革时期，吴贻芳是世纪初的领路人之一。一路走来，她虽广受赞誉，获得了他人难以企及的成就，但也常面临多方险阻。不论是少时家中的骤变，还是回国投身教育后面对的战火，吴贻芳所身处的人生境地足以用“跌宕起伏”一词来形容。同样，谢希德的一生也充满坎坷。置身二十世纪末的硝烟中，她多处逃难辗转，即使是病痛折磨也没能让她放弃对学术的追求。虽然她们挣不脱时代的洪流，但在面对被局限的女性教育和苛刻的战时生活条件时，她们依然凭借坚强的意志坚持求学。

同为教育家，她们二人一生都致力于改变提升中国的高等教育。无论是吴贻芳对金陵女大课程、教职设置的变革，在战时和战后对金陵女大的维护，还是谢希德对复旦国际交流的创新，对当代物理学科的贡献都让她们成为科学界的先锋、教育界的领军人物，影响延续至今。

吴贻芳、谢希德以坚韧的意志克服了时代的挑战，在乱世和逆流中坚持自我，一生投身事业，为学生无私奉献，成为了各自时代里教育界的顶尖人物。她们两人的成就放在所有上世纪教育家、科学家中评说，也依旧首屈一指。然而她们达到这样的高度，需要克服同时代男性同事无法想象的阻力，对于两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女校长来说，这让她们的成就或无人可及，格外值得敬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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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graduates of Ginling College, Nanjing, Jiangsu, China, 1919. Yale University. Divinity School. Day Missions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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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y class at Ginling College, Nanjing, Jiangsu, China, 1920. Yale University. Divinity School. Day Missions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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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Fang Wu: Empowering Chinese Women". 2022. Michigan In The World.

邓欣红, 张园园. 试论吴贻芳"全人格教育"思想特征及其实施路径. 青春岁月(11), 2, 2018.

《记忆: 吴贻芳》. CNT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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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敏慧. “谢希德：丝尽炬熄为国邦----中国科学院院友服务网.” 中国科学院院友服务网, December 30, 2020. http://alumni.cas.cn/kyws/202012/t20201230_4559930.html.

钱焕琦. 吴贻芳: 金陵女子大学校长.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4.

王妍. “谢希德：新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 欧美同学会, September 1, 2021. http://www.wrsa.net/content_41661229.htm.

杨家余, 王红岩. 吴贻芳女子高等教育思想述评——以金陵女子大学为例.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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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 / 一婷 '24 张涬溟 '25

编辑 / 花盆 '19 张明媚 '23 邱驰 '24 小满 '25

排版 / 张涬溟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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